遇见·肿瘤大咖 | 乔友林，宫颈癌防控的“中国名片”

自2016年始，医生医事微信平台开设“遇见·肿瘤大咖”专栏，选择全国在临床和学术范围内的顶级肿瘤医生，讲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情怀。

2017年第二季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教授。

在此，向文中故事中所有涉及的患者表示感谢，也向所有默默付出的医生表示敬意。

2017年5月18日，默沙东四价重组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商品名：佳达修）正式获批在中国上市。

“迟到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乔友林教授说。

作为这个疫苗在中国上市前临床试验评价终点指标的主要研究者，他全程经历了这11年的艰辛和不懈的努力。

乔友林教授是我国人事部引进回国定居的“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也是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癌症防治专家委员会中，唯一的中国专家。

在一年多来我“遇见”的肿瘤大咖里，他是唯一一位不出门诊、不查房、不做手术的肿瘤专家。作为世界知名的肿瘤流行病与预防学家，他的“患者”是全中国人，他的“诊室”和“病房”是全中国，他的“处方”是癌前病变筛查和疫苗预防，终极目标是让人们不得癌症。

他领导的团队，完成了我国首次HPV感染情况的大人群、多中心研究，提供了我国女性优势HPV亚型、年龄分布特点及相关危险因素的重要数据；进行了多项癌症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绘制了一份“中国人群癌症归因风险图”；成功完成一项HPV快速筛查技术的研究，该技术已在中国生产，供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使用。

2011年他获得WHO国际癌症研究署的“杰出贡献奖章”。该奖项至今已历时23年，其中包括1989年和2008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得主Harold Varmus和Harald Zur Hausen。乔友林教授是迄今唯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

回国20年，乔友林教授成为了宫颈癌流行病学以及预防控制领域的一张“中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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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宫颈癌疫苗尽快在中国上市，乔友林等专家们奔走呼吁了十年。

2009年国庆节期间，乔友林在成都陪父母亲看电视，白岩松正在采访时任的卫生部长陈竺。“当时我觉得白岩松这个采访还差一个深层次的提问。”乔友林说。

白岩松说，卫生部前部长陈敏章有一个愿望，是希望能看到中国的每个孩子一出生就可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但这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没有实现。陈竺部长回答说，我国已经在2005年实现免费国家全面计划免疫了，可以告慰部长的在天之灵，“可以把中国‘乙肝大国’的帽子扔到太平洋里去了”。

然后，采访话题转移了，乔友林在电视机前急了，“他应该进一步问部长，从这个典型案例上我们如何吸取教训，以便将来类似情况不再发生？”

他指的正是和乙肝疫苗同样命运的宫颈癌疫苗。

疫苗接种，作为一级预防手段，是消灭疾病公认最有效、性价比非常高的方法。与新药相比，疫苗迟到带来的损失更加严重，因为它不是对已患病的人进行治疗，而是让健康人群不患病。

我国是“乙肝大国”，乙肝疫苗8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上市，然而直到2005年才实现纳入全民计划免疫，整整晚了20年。“这个教训太惨痛了。”乔友林说。

然而，宫颈癌疫苗，在中国还是迟到了十年。

迟到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年轻人有了性行为，就有HPV感染风险。乔友林曾让自己的博士研究生做过一个推算，假设我国HPV接种年龄为9-15岁女孩，免疫接种覆盖率达85%，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筛查措施，宫颈癌疫苗免疫接种每推迟一年，将有人5.5万人罹患宫颈癌，3万人死于宫颈癌。

宫颈癌是目前唯一一个病因明确的癌症，约99%的宫颈癌是HPV感染所致。虽然 HPV 有一百多种，但在全球范围内，约 70% 的宫颈癌由 HPV 16 型和18 型两种引起。乔友林团队在2007年完成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两种类型引起的宫颈癌在我国的比例更是高达约84.5%。

目前，全球一共有三种宫颈癌疫苗，分别是二价、四价和九价。2016年7月，中国批准了二价苗，2017年5月又批准了四价苗“佳达修”。2014年已在美国上市的“佳达修”九价疫苗，目前在中国还未开始进行临床试验。

大致来说，二价疫苗是预防16、18两种HPV病毒，四价是在二价的基础上增加了2种亚型 6和11，即可预防4种HPV病毒类型，九价则在四价的基础上增加了5种，可预防的HPV病毒达到了9种。

女性HPV病毒感染率，与性生活活跃年龄有直接关系。乔友林说，我国女性HPV感染年龄有两个高峰，一个是20多岁左右，一个是40岁以后，这与女性在这一年龄段时社会活动活跃有关。

5月获批的四价苗“佳达修”，接种年龄最高限延长到了45岁，这对已经错过了“第一次性生活前”这个最佳接种时机的成年女性，是个好消息。 

乔友林说，单纯从宫颈癌本身的预防上看，二价和四价功效一样，但四价不光可以防宫颈癌，还可以防尖锐湿疣，因此从这个角度上看，四价苗比二价苗公共卫生学的意义更大一点。九价疫苗的保护级别则比前两者更高，从现有的流行病学数据上推测，二价、四价在中国可以预防84.5%左右的宫颈癌，九价则可以达到约95%。

宫颈癌已成为目前恶性肿瘤中唯一可以预防的癌症。世卫组织甚至将宫颈癌疫苗的使用可及性，作为考核一个国家癌症等慢性病控制的 25 项考核指标之一，用来衡量政府的作为。

这里的“使用可及性”，包括能否买得到、能否用得起两个层面。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只有实现全民计划免疫，疫苗才能发挥最大作用。正是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疫苗接种计划，人类基本消灭了天花和小儿麻痹，中国控制住了乙肝病毒的大规模传播。

“预防疫苗一定要免费打，因为对抗病毒的传染性必须要群体免疫力，群体免疫不到水平，就少数人打不管用，疾病还是要流行的。”乔友林说。

截至2017年一季度，HPV疫苗在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上市，准许HPV疫苗接种注射，约70个国家和地区推行了国家疫苗接种计划。在中国迟到了十年的宫颈癌疫苗，将来是否有望纳入国家计划免疫？

这也许是下一个重要目标，所有人都在努力。

2

其实，刚回国时，乔友林的主要研究方向并不是宫颈癌，而是肺癌和食道癌，然而他进行的第一个宫颈癌研究就“爆冷”，在国际学术界“一炮而红”。

乔友林教授讲起这个研究背后的故事，十分欢乐。

这项研究是1999年的“子宫颈癌筛查方法的比较研究”，乔友林及其团队在山西襄垣县选择了2000人，对6种筛查方法进行头对头的比较研究，找出其中最有效的方法。整个课题设计和执行，乔友林都完全按照他在美国训练有素的国际标准进行。

这种“短平快”的横断面研究，一年内就全部完成。2000年4月，“第四届国际多学科大会——宫颈癌全球预防战略”在法国巴黎召开，乔友林将研究结果试探性地给大会投了个摘要。很快他收到一封来信，告之，这项研究入选了全球9个优秀研究，将决逐最终的EUROGIN国际奖，邀请他参会并做演讲。

“当时我还琢磨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为了验证这是不是一封“骗子邮件”，乔友林回信说自己没去过欧洲，也没钱参会。对方回复将提供参会所有费用，他才确认这事靠谱。

带着当“分母”的心情赴会的乔友林，还与大会主席开起了玩笑，建议学学中国，设一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三个三等奖，三个参与奖，这样9个参选者都有奖，皆大欢喜，多圆满。这位英国爵士被他逗得哈哈大笑。

颁奖典礼在卢浮宫的宴会厅举行。夜游卢浮宫、法式大餐之后，颁奖消息迟迟没有，乔友林与同行的章文华教授还以为已经评完了。不久广播里通知大家到主席台前，即将宣布“EUROGIN国际大奖”获奖者。

当现场念出“乔友林等-中国”的名字时，他被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晕了：“真是措手不及，没有手机，也没带照相机，幸好大会主席的女儿给我们拍了张照片留念。”

这项研究不仅收获了一个国际金奖，还开创了中国做薄层液基细胞学（TCT）宫颈癌筛查的先河，并有一个额外的收获。此次与乔友林合作的美国克利夫兰医学研究中心赠送的设备和耗材中，有一台薄层细胞制片仪器。课题组的细胞学专家潘秦镜教授，正是用这台细胞仪器，在这个项目中做出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细胞学诊断。2005年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宫颈癌防治大会，主持人在开会前提议全体参会者向潘教授致敬。

乔友林在宫颈癌领域一举成名，世界卫生组织邀请他加入了国际专家委员会，在这个平台上，乔友林有了全球格局的思考。

与临床医学相比，预防医学一直是个“冷门”。但“从此之后，我知道了，中国人踏踏实实做科研，是可以获得世界认可，做出国际水平的研究工作的。”乔友林说。

3

乔友林与其国际合作者，2002年年末收到一份“圣诞礼物”——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一项1300万美金的科研课题。

当时宫颈癌筛查技术在全球虽然已有突破，但费用高、技术复杂，中低收入国家难以承担。于是，世卫组织专家开会讨论，要开展一项全球多中心研究，研发一种简单、便宜、准确率高的宫颈癌筛查技术，大家都想到了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

“一收到邮件，我就马上给科里开会，告诉大家，放心大胆做科研，我们以后‘不差钱了’。”乔友林教授说。

这笔钱在当时相当于1亿元人民币，而乔友林1999年做的第一个宫颈癌课题经费只有10万元人民币（除去捐赠的设备和耗材）。

“那时，我们连30块钱的旅馆都住不起。”只好住在山西襄垣县的妇幼保健院办公室和空置病房里，医院条件也很艰苦，连厕所都是茅坑，回北京还是和农民工一起挤大巴车。经历过农村插队的乔友林，说起这段艰苦的科研经历，很接地气。

而这10万元的科研经费中，5万元是乔友林回国时申请的留学生回国创新基金，另外5万元，则是一笔小学生捐款。

原来，中-加小学的孩子们前一年在加拿大使馆内举行的“Terry Fox Run”义跑，筹集了约5万元人民币，并委托加拿大癌症研究所在中国招募癌症科研项目，乔友林申请成功。1999年，加拿大驻华大使Howard Balloch亲自将这厚厚的一包钱送到肿瘤医院，都是一元五元的小额捐款。

“这笔钱虽然不多，但是孩子们浓浓的爱心，是雪中送炭。我在课题结束后，很认真地给他们写了一个结题报告。”乔友林说。

这项义跑是为了纪念一位名叫Terry Fox的加拿大年轻人，1980年他患骨癌截肢，为了唤起人们对癌症的关注，他决定用义肢跑步横穿加拿大，可惜没跑完，1981年去世时年仅22岁。他的故事激励了全世界，义跑在世界各地延续下来，专为癌症患者和癌症研究组织进行募捐。

也正是在这次送捐款的仪式上，乔友林建议加拿大驻华大使与肿瘤医院合作，由共同组织的“希望马拉松”义跑，在中国也开始了，至今每年都在进行。

孩子们慈善的“星星之火”，无意中为乔友林开启了慈善的“燎原之势”，科研资金源源不断。在过去的十年，他一直保持着每年国内外协作科研项目经费上千万的纪录。

乔友林团队获得的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资助课题，2003年正式启动，历时5年，中国和印度的研究团队同时开展友谊竞赛，最终在中国取得成功。2008年9月22日，英国《柳叶刀-肿瘤学》杂志以快速通道发表了这项研究成果。并配有来自三个国家的国际科学家的评论文章。

课题研发出简单、快速、准确、安全、且成本较低的生化检测技术（CareHPV），乔友林说，“这项技术的准确度与杂交捕获二代技术相差甚小，但费用却只是它的1/10，大约40元，而且乡村卫生员经过基本训练都可操作。”

这项技术已开始在中国生产，供应全世界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对全球宫颈癌的预防所作的重要贡献。世卫组织目前正在制定措施，以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能早日用上这一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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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底，乔友林教授又收到一份“圣诞礼物”，也是一封邮件。

邮件来自世卫组织国际癌症研究署（WHO/IARC）主席，通知乔友林教授获得了2011年度 IARC“杰出贡献奖章”。

IARC是世卫组织领导下的国际癌症研究的最权威机构，每年全世界仅1-2位科学家获得这一奖章，乔友林教授是获此殊荣的唯一中国人。

乔友林教授接受2011年IARC奖章和证书 [摄影：Roland Dray]

“当年回国的时候，我是有一种赌的心理的。”回国20年，乔友林赢得了自己设的“赌局”——并不是因为获得这些荣誉，而是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为无数人的健康带来的益处。

1996年，在美国学习工作已经十多年的乔友林，接到了回国工作的邀请。他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士毕业，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

对于一名公共卫生领域科学家，他知道，倾己之力促进自己国家的人民健康，才是自己的归属。同时，中国有些地区非常封闭，而有些类型的癌症集中在某些地区，从癌症预防的角度，还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这是他的责任更是机遇。

1997年，他作为国家人事部回国定居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带着家属回国了。

他带领团队扎在我国子宫颈癌、食管癌高发现场，开展早诊、早治及一级预防研究，扶植、培训了多个基层医疗单位成立了肿瘤防治研究基地，并建立起多个高发现场的大样本前瞻队列，直接为国家提供可靠的科研依据和范本，推动了国家对农村地区两癌筛查的防治进程。

他从农村插队到四川医学院学习公共卫生，再到世界顶级学府深造，最后工作场景又回到了农村和基层，耕种癌症预防的处女地，推动整个国家的癌症防控工作。

5

然而，对乔友林教授来说，回国，改变的不仅是工作地点。

他说：“我在农村插队的两年，接触过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活，后来上医学院，然后在国外学习工作十多年，再回来，有很多需要重新认识的东西。”

刚回国时，有一次职称评审，他发现，一个工作和学术水平都好的人分数不高，而另一个工作和学术水平较差的人分数却很高。他对此很不理解，一问才知道是“无记名投票”。他就反对：“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那一票负责任，应该记名投票。”乔友林因此也被人开玩笑是“从月球上来的”。

有一天，四川一家县城肿瘤医院的院长给乔友林打电话说，过完春节医院就要被拆掉了，因为医院这块地位置较好要用来搞商业房地产开发。乔友林知道，这家肿瘤医院是早年四川医学院的专家帮助建起来的，也是当地老百姓唯一看得起病的一家肿瘤专科医院。

为了阻止这件事，乔友林想到了媒体。于是他邀请一名新华社记者朋友和一位著名的肿瘤医生，利用回老家过年期间去实地深入采访，挖掘到很多感人的医生患者故事。记者要写一篇“批评报道”，严厉批评把医院推倒搞商业房地产开发。被乔友林拦住了，他说这样可能不利于真正解决问题，他建议写成“表扬稿”。

果然，“先进典型报道”出来后，这家县级肿瘤医院不仅保住了，还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拨款、批土地、增加编制、扩大医院规模，医院得到快速发展。

回国20年，在国内做科研与在美国时有很多的不同，乔友林在努力适应规则的过程中，依然保持着科学家的独立思考。他说，国内的科研在评审体系的公平、公开、透明需要大大改进，还要减少行政干预，保持科学研究的独立性，科学才能更加健康发展。

而对乔友林来说，回国，更大的挑战是孩子的教育。

乔友林的两个儿子都出生在美国，当年，年仅7岁的大儿子，和出生仅4个月的二儿子，一起随大人回到中国，在国内学习生活了十余年。如今他们已经成年，都去美国学习和工作了。

乔友林的办公室门上、柜子上，贴着几张稚嫩的儿童画，那是儿子们小时候送给爸爸的画，已经贴了十几年。他曾带着儿子重访自己当年插队的四川涪陵垫江农村，希望他们能够体会到父亲当年意志的磨炼。

如今，大儿子跟随父亲的脚步，毕业于中山大学医学院。乔友林至今还保留着儿子14岁生日时，自己给他写的一封信：

现在你们生活在这物质极大丰富的环境里，无法想象我们当年上学时物质贫乏和上山下乡时的艰苦生活；也无法想象我们18年前靠借的100美元赴美国学习和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的经历。许多外国朋友总是问我们对上山下乡的感受，我们的回答是“青春无悔”。爸爸把它比喻为非洲部落的生存训练。男孩长到16岁，就要远离父母去原始森林独立生活一个月，只有那些活着自己走出森林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没有聪明的头脑、健康的体魄和不屈不挠、永不放弃的精神是很难成功的。

“现在社会对年轻人的教育胜过了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如今动不动就炒作明星耗资上亿的豪华婚礼。”乔友林不无忧虑，“年轻人长期被这个商业社会熏陶，道德观和价值观完全被扭曲了，很多东西都会变得艰难。”

 尽管，从商也无可厚非，“但我希望我培养的学生，都能走在科学振兴国家的道路上，而不是去经商，像协和这种研究机构是培养科学顶级人才的。”乔友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