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胎教
“胎教”在今天是个时髦概念，人多以为是西洋舶来品。其实胎教在我国古已有之，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我国古典意义上的胎教不仅仅是一种方法，也不仅仅着眼于幼儿的身体健康，而是更多地体现着华夏文明的政教传统，以培育士君子的高贵人格为导向。
古人对未来的王者的降临怀有极其庄严的态度
先秦典籍《青史子》中已有对胎教的记载：“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侧室——引者注，下同）。太师持铜（乐器）而御户左，太宰持斗（食器）而御户右，太卜蓍龟而御堂下，诸官皆以其职御于门内。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音声非礼乐，则太师抚乐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不敢煎调，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可见，古人对未来的王者的降临怀有极其庄严的态度，王后的一举一动无不切合一个“正”字，处处切合礼法。
汉代尤其注重对“胎教”的论说，《大戴礼记·保傅》云：“《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胎教之道，书之玉板，藏之金匮，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又云：“周后妃任（通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跂（一作跛），坐而不差，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大戴礼记》先申述胎教的理据：一是慎始，良好的开端无比重要；二是母亲的品性直接决定了子女的品性，“宗法”的意义由此凸显。继而以上古贤后为例，说明唯有母亲的仪态端正，才能确保孕育出的子女品性之端正。
胎教是培育德性的第一步
汉儒为何要如此隆重地推崇“胎教之道”，乃至要“置之宗庙”，上升到国家法典的层面？《保傅》篇的开头告诉我们：“殷为天子三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远也，何殷周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其故可知也。”可见此篇意在阐明，国家的政治品质从根本上取决于君主的德性，而在“人性非甚相远”的前提下，德性只能靠后天的教化来造就。因此，胎教是培育德性的第一步，是未雨绸缪、固本培元的手段。贾谊《新书》有专章论述胎教之道，与《保傅》大体相同，文繁不录。
刘向《列女传·母仪传》也举了上古贤后胎教的例子，只不过主角由成王之母换成了文王之母。《列女传》接下来说：“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道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故妊子之时，必慎所感。感于善则善，感于恶则恶。”除了对孕妇仪态的要求更为严格外，对胎教的意义也阐述得更加明白。母亲之所以要慎于所感，是为了养育出才德过人的子女。
《韩诗外传》卷九举了孟子之母的例子：“（孟母）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韩诗外传》对此的评价是：“言贤母使子贤也。”可见，养育子女的过程同时也是教育父母的过程。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曰：“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出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更是突出了“教化”对于人格养成的意义。降及唐代，犹可见胎教的记载。《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第十一》载唐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可见唐太宗虽然不暇胎教，但总算记得这一古老传统。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文献中对“胎教”的记载，比至今日，为古代王室和贵族所推重的、以礼乐教养为基本规范的“胎教之道”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然而，我们今天的父母能否首先进行自我教育？能否继承古人赋予胎教的精神品质？这应当是值得思考的问题。（腾讯儒学 仝广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