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早在十七世纪就开始尝试输血了。当然，最初人们并不了解血型或关于血液的其他基本事实，但他们已经开始把血液从一个人的身体输到另一个人的身体里，事实上，这无疑等于谋杀（现在众所周知的ABO血型划分是从一九○○年开始的）。人们尝试了各种类型的实验和手段：把一只动物的血输进另一只动物，把动物的血输进人体，把一个人的血输进另一个人体内，等等。说得客气一点，结果有好有坏，不过，在出现了一、两例死亡事件之后，法国立法禁止了输血。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输血几乎销声匿迹。到了十九世纪，这项操作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时至今日，只要确保血型匹配，输血就是安全的。
这就是血液的情况。相对来说，输血比较简单，但是要在人与人之间移植其他细胞或组织，就困难多了。随着移植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从供体那里接受心脏、肾脏、肝脏，以及其他器官，但是受体会出现排斥。受体的免疫系统会马上识别出一大块外来物质进入了身体，并试图反抗。即使移植的器官来自最匹配的供体，受体患者也需要接受免疫抑制药物治疗，来缓解它们对“入侵器官”的免疫排斥。通常来说，人体并不会轻易接纳外来物质—在上一章里，我描述了人体不接纳它们的一些方式。
胚胎躲在胎盘背后逃避母亲的免疫反应，还分泌一些分子防御母亲的免疫细胞
但是，即便我们知道了这些事实，直到一九五三年，才有人试着来认真思考怀孕这件事：在十月怀胎的过程中，孕妇可以跟肚子里的孩子和平相处，似乎没有什么负面效应。显然，孩子并不是母亲的简单复制品，他们的免疫组成也不尽相同—因为胎儿有一半的基因来自父亲，因此遗传重组之后产生了一个明显不同的新个体。所以，问题是，母亲如何容忍了体内的另一个生命呢？
我们的生殖策略（即“用一个人来孵育另一个人”）里有许多未解之谜，这不过是其中一个较不明显并且格外难解的问题而已。事实上，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不清楚孕妇容忍胎儿的生理机制。我们知道，母亲依然会对所有其他的外来物质产生免疫反应，我们也知道胎儿并没有与母亲的免疫系统在生理上完全隔离，受到特殊庇护。貌似孕妇与胎儿的关系里有一些特殊而且非常复杂的事情。
这可能早在受精之初就开始了。从那时起，母亲的身体就开始逐渐习惯父亲的基因。在怀孕的早期，发育中的胚胎就与母亲的子宫开启了复杂的对话。胚胎不仅躲在胎盘背后来逃避母亲的免疫反应，而且还分泌一些分子用来针对性地防御母亲的免疫细胞，因为后者更危险。母亲的自然杀手细胞和T细胞在胎盘外盘旋，但是它们并不是为了杀死胚胎细胞，而是转入调控模式，开始释放出抑制免疫反应的讯号，并确保胚胎安全进入子宫（同时促进胚胎的血管生长，这对胎儿来说是好事）。同时，胚胎细胞也不会表达第一型主要组织兼容性复合体分子，以逃避免疫监视（有些感染病毒也使用这种策略来逃避免疫监视和攻击）。此外，母亲的免疫系统接触胎儿的蛋白质并开始学着容忍它们。
除此之外，母亲的免疫系统也会受到广泛且微妙的抑制—但不严重，因为孕妇仍然能够抵御感染。整个免疫系统会下调一级。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女性的自体免疫疾病在怀孕期间会有所缓解。
目前我们的理解是这样的：在不同类型的细胞和讯号的作用下，子宫成了免疫系统的特区（其他免疫特区还包括大脑、眼睛和睪丸），更少发生发炎。胚胎与母亲的免疫细胞会进行活跃的对话，它们能在整个孕期和平相处。
妻子生了我的孩子，她体内和大脑里的一些细胞现在也有我的基因了
当然，这个过程可能会出错，而且偶尔也的确会出错。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母亲就会对胎儿发生免疫反应。在极端的情况下，这可能会导致女性不孕。在怀孕的早期，它可能会引起自然流产；在怀孕后期，这可能会引起一种叫作“子痫前症”的发炎反应，对母子都非常危险。
最后，说一件有点诡异的事情：胚胎细胞有办法从胎盘中游离出去，进入母亲的血液系统。之前有理论认为，这也许是为了下调母亲的整个免疫系统，使它对胎儿的出现做足准备，这可能也是母婴对话的一部分。但是，最近几年，研究者发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有些胚胎细胞即使在分娩之后仍然在母亲的血液里逗留—事实上，可以在分娩之后存活数年，从免疫学的角度看，这真说不通。研究者发现，它们会出现在母亲的许多组织里—包括肝脏、心脏，甚至大脑—它们可以发育成熟，变成正常的肝脏、心脏或是脑细胞，留在母亲体内。让我再说一遍：由于我妻子生了我的孩子，她体内和大脑里的一些细胞现在也有我的基因了。这被称为母胎微嵌合。目前没人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