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小学二年级，我就想过一个问题：下辈子要当男生还是女生？我忘了究竟是哪个事件触发了这个想法，但我记得当时心中的答案：男生，因为在那个时代，在我小小的生活圈子里，很明显的感受到男性是这个社会中的优势族群。
回想起来，其实成长过程中我是个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少爷。我的家境并不富裕，依稀模糊地记得有过一阵子家庭代工的时期，那时家里有一袋又一袋的手工活儿，如果妈妈在忙的话，就由我们这些小孩在宝利龙球上黏贴眼睛，或在小拐杖上缠绕花花绿绿的铁丝，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圣诞树的装饰，不过我们家从来不过圣诞节，妈妈所在意的，是妈祖、关公或佛陀的生日，往往到了拜拜的时候，我就巴望着供桌上的黑松沙士与乖乖，希望神明们快点吃饱，然后可以换我吃。
我是家里最受宠的小孩，如果今天餐桌上有猪脚、鸡腿、或鱼肉，妈妈会先在我的碗里放一块，其余的人则自己夹；餐后我从来不用洗碗或整理桌子，妈妈只催促着我快去洗澡念书，其他的由姊姊、妹妹处里，而她们跟我一样要应付回家作业与隔天的考试。
十岁的时候我的班导师也兼差教钢琴，一天她来我家洗头，聊着聊着就决定开始学钢琴了。刚开始的进步很慢，因为家里没钢琴练习，拜尔上册我弹了一年还没学完，然后有天夜里，我正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听见楼下传来乒乒乓乓的声音，于是起身躲在楼梯扶手偷看，只见在不到一公尺宽的楼梯间里，一群人正满头大汗地搬着一台钢琴，小心翼翼地将那个庞然大物搬上楼。第二天我满心欢喜地起床，看着晨曦透过落地窗，穿过空气中飞舞的微尘，照射在那部价值八万元、黑得发亮的美丽乐器，沈稳又庄严地座落在客厅的一角，默默地等待我雀跃的手指，掀开它厚实的琴盖，温柔地触碰它黑白分明、滑顺而散发木头香气的琴键。
那是1984年一个既惊喜又魔幻的时刻，在那个物资并不丰裕的年代，拥有一台钢琴是个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奢望，而我的父母，像魔法师一般，变出我童年时代的南瓜马车。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台钢琴散发的光芒，不单是晨曦的反射，而是父母燃烧的青春光辉，温暖、坚定又内敛地洒落在那个微温的早晨，许我一段长长的幸福无忧时光。
我从来没想过成长过程中姊姊妹妹的感受是什么，自有记忆以来，我似乎在家里就拥有特别待遇。在学校中也是这样的氛围，我记得国中同学曾对我说过，为什么都是男生当班长，明明女生也可以当啊！有一次地理作业是画一张台湾县市图，发回来的时候，老师在全班面前夸我画得很好，给我满分，女同学不服气地拿来看，嘟囔了一句：到底是好在哪里？说实话我也不晓得，只是处于飘飘然的状态。
在这样集体潜意识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观中成长，我以为男生只要愿意分摊家事，对女孩子温柔贴心，就算是稀有动物了，这些“自以为”的想法，像大树的根无声地蔓延生长，又紧紧地盘结在大脑深处，而我的言语、行为、态度就是向外蓬勃伸展的枝叶，表现在我跟异性之间的互动。
我很怕跟异性吵架，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对方生气的点在哪里，而当我一昧地安抚道歉，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时候，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爆炸的震波会晃得我脑袋一片空白，只想就地掩蔽。我不讳言在婚姻里，有长达6、7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怎么跟老婆沟通，感觉很多时候球投了出去，但只是擦板后被篮框弹出，一直无法破网得分。在主观的意识里，我觉得为何她不能了解我的想法与试图理解的努力呢？为何她总是有很多的质疑与批判，试图撼动这个社会对待男女的倾斜天平呢？为何不能改变自己的态度融入这个世界呢？
直到生病的这两年，当我的生活步调放慢，有机会好好梳理自我内心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我的问题。
《82年生的金智英》里有一段夫妻吵架的情节：
“金智英觉得十分心寒，因为自己遭人误解身体有缺陷时，丈夫竟闭口不语，对此郑代贤的解释是，他担心要是帮金智英说话，只会使事情愈演愈烈，但是金智英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词，郑代贤则认为是金智英太敏感，过度解读长辈的好意。”
我有点不忍卒睹的羞愧，这真是直白地描写出某部分我的心态。有时两人在面对外界的观感或压力时，我以为自己是在顾全大局，尽力让导火线不要延烧，但说穿了其实是乡愿，下意识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求助，反而认为不用大惊小怪，只要心理调适一下，接受现况也就罢了。所以过去发生的擦边球是合理的预见，因为我从没有正视核心去投篮。
在《婚姻故事》里，在Nicole与Charlie双方与律师一同坐下来试图找出离婚共识时，Nicole很在意Charlie说了好久的“我们可以去洛杉矶住一阵子”的承诺一直没有实现，Charlie辩驳说那只是“讨论”，就像讨论今天去哪吃饭？买哪个牌子的洗发精一样平常，根本不是一个“协议”，Nicole的律师马上跳出来说：“所以这8年来，你的意见就是『协议』，而Nicole的意见就只是『讨论』？”
我老实说，这情节如同一根针沿着脊椎钻入脑袋，然后又在心坎上忽冷忽热地刺着。
Charlie那些不经意的想法、顺口而出的言语，流露出对男女不平等的理所当然：男人永远可以自我中心，不计代价追求成功的光环，而女人最称职的角色，往往是担任牺牲奉献，无声付出的背后推手。
我发觉Charlie的血液也在我的身体里奔流着，那些既定俗成的价值观及文化氛围，静静地随着岁月长河浇灌着在原生家庭、在学校、在社会成长的我，于是那些根深蒂固的自以为是，逐渐变成会扎伤异性的刺，然后伤人却不自知。这两天看着批评吴宗宪的言论在各平台炸锅，我心里想，还好我还保有一丝勇敢与反省的能力，得以在时代与传统的冲击下觉醒，逐渐蜕变成一个可以共感同理的人。
昨天是肺四确诊两周年，从一开始的惊慌失措，到现在内心的疗愈梳理，我感觉好似从冬眠中苏醒，重新觉知周遭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慢慢窥见从过去到现在，在时间的磨损下自我存在的意义。
主治医师跟我一起看了上个月的断层扫描结果，肿瘤从4.4公分变成了5.8公分，他小心翼翼、怕我受伤害似的说：可能抗药了，再观察3个月看看。我问：接下来就是化疗了吗？他点点头。
所以，原本期待慢慢好转的消息落空了，我沮丧地坐在领药大厅呆看着数字跳动，平缓一下方才泛起涟漪的情绪，直到能够起身去柜台拿药的时候。
驱车返家，想听点音乐来转移心思，音响流泄出来的第一首歌，是萧敬腾唱的〈梦一场〉，于是我低声地啜泣起来。
这种苦甜搅拧在一块儿的时刻难得，又喜又悲的我决定要纪念这一天，于是前往新堀江，选了一个小巧的、微微闪耀的宝蓝色耳钉，喀哒一声，让它驻留在我的左耳。
我全然接受并且深爱这样的自己。
今天是白色情人节，祈愿我们都不要停止爱自己。
